焊接是器物不同部件之間連接成形的一種技術方式。商周青銅禮器鑄造除了合范這一基本成形技術之外，一些凸出于器壁的器耳、鋬等附件，有時不是一次性合范渾鑄，而是進行多次鑄造、通過焊接或鑄接的方式與器體連接。在這些連接技術方式中，焊接技術在商周青銅器鑄造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學術界對焊接技術的許多基本問題仍缺乏明晰的認識。就此，本文將主要討論焊接技術傳統的形成及其發展、焊接技術在商周青銅禮器生產中的意義與影響等問題。

一、對焊接技術的認知

焊接（Solder）也是一個現代工業技術，其中僅金屬焊接技術就被廣泛應用在從家用器皿到航空航天設備等各類產品中，其基本概念可作為本文的參考。當代意義上的金屬焊接，是“通過一定的物理-化學過程，使被焊金屬間達到原子（或分子）間結合的工藝手段”，其方式包括無需焊料的壓焊、焊接接頭熔化的熔焊以及焊料熔點低于待焊鑄件的釬焊。古代青銅器的焊接由于技術的限制，實際上只發現有釬焊一種。也就是說，這些釬焊在“焊接過程中主體金屬并不熔化”，是使用焊料通過熱處理的方式將待焊鑄件連接起來。這其中，焊料熔點的高低在技術上又有較大差異，一般而言，焊料以鉛錫低溫熔點材料為主體的屬于焊（Soft Solder），技術難度較低；焊料以青銅高溫熔點材料為主體的屬于銅焊（Hard Solder），技術難度較高。焊接明確區別于鑄接，它是對兩種或以上的鑄件進行再澆注連接，澆注活動在三次或以上，焊料同時疊壓在被連接的不同對象上。而鑄接，無論先鑄或后鑄，則是在一種鑄件上進行再澆注，澆注活動只有兩次，器體與附件形成單一的疊壓關系。

基于對現代焊接技術的研究，學術界對商周青銅器焊接技術在學理層面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只是在技術方式的命名上有較大的不同。商周常見的焊接方式基本有兩種，一種是本文暫稱為榫式焊接的，器物主體的外壁在鑄造時預留榫頭，通過在附件根部注入焊料連接主體，這種方式常常在附件側面可見焊料與注焊孔（圖一）。另一種本文暫稱為鉚式焊接，是在器物主體上預留孔洞，以焊料透過孔洞連接附件。對這兩種焊接方式國內學者的稱謂各有不同，說明大家對此問題的認識頗不一致，但也證明青銅禮器焊接技術已經有了較多的個案研究。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對于焊、特別是對春秋晚期前后的焊研究較為充分。但是在中西方學者之間，由于學術研究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關于焊接技術認識差異較大，特別是在技術起源及發展方向上可謂結論迥異。

圖一　圣路易斯美術館所藏波曲紋青銅簋

1. 波曲紋簋 2.耳與下腹結合處 3.耳部CT掃描截面 A.注焊孔 B.耳與腹壁之間的焊料 C.器壁伸出的榫頭

國內學者認為焊接技術約始于春秋早期。郭寶鈞最早認識到焊接技術，他全面觀察了20世紀50年代發掘的三門峽虢國墓地青銅器的鑄造工藝，觀察到該墓地M1810、M1820出土的兩件方壺在頸側留出4個榫頭，榫頭對位于雙獸耳端部的4個空管再進行焊接；他認為同一墓地M1820的匜鋬也采取了類似的連接工藝，并認為這些是此后焊接技術流行的肇端。郭氏描述的焊接方式應該為榫式焊接，但對他的認識過去存在爭議。在技術分類上，郭寶鈞是將焊接歸類于鑄接之中的，但他認為焊接是春秋中期“分鑄階段”之端倪，充分肯定了這一技術的意義。20世紀70年代，春秋中晚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戰國早期的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華覺明指導了對這些青銅器鑄造工藝的研究，他因此對焊接技術產生的認識其后也在冶金史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蘇榮譽觀察，下寺M1、M2升鼎器底與三足、腹壁與爬獸裝飾的連接，分別采用了榫式和鉚式焊接技術。曾侯乙墓青銅器則從升鼎到編鐘的鑄造，普遍使用了不同方式的焊接工藝。因此，在這兩個青銅器群中，“焊接工藝已廣泛地應用于各類青銅器的制作”。華覺明基于郭寶鈞的觀察和前述春秋晚期前后焊接被廣泛應用的情況，也認為春秋早期或稍早是焊接技術的發生時間。這樣的觀點，在國內多被認同，并成為主流認識且延續至今。

上述焊接屬于哪一種焊料技術類型呢？目前，經過檢測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焊料，多為鉛或錫基的低熔點金屬。20世紀90年代發掘的虢國墓地M2012出土的兩件方壺，耳部焊料分別含鉛91.7%和97%，延慶軍都山春秋早期山戎文化墓地YYM2∶1罍耳部焊料含鉛100%，YYM18∶1罍耳部兩塊焊料分別含錫83.43%和89.33%。頗為一致的，是春秋中期及其后的焊接，也是絕大多數都使用錫、鉛為基體的焊料。例如，下寺M2∶34升鼎腹部與足之間的焊料是純度為98%的錫；曾侯乙尊圈足與附飾之間的焊料含錫53.41%、鉛41.4%，鑒缶器體與爬獸之間的焊料含錫90.92%。這些焊料成分中銅含量都遠不足人工有意識添加的2%，而鉛錫比值雖然波動較大，卻明確顯示春秋戰國之際前后流行錫、鉛或鉛錫組合為焊料的低溫焊技術。這一認識也在其后多次發現的楚系、晉系等不同文化區域青銅器中多次得到了確證，并為考古學界所接受。

春秋早期與春秋晚期前后青銅器焊料特征表現出明確的一致性，讓學者們相信，鉛、錫等低熔點焊料是中國早期焊接技術的特征。另一方面，與低熔點焊料相對應的銅焊焊料，由于只在年代較晚的曾侯乙墓爐盤、匜鼎等少量的青銅器中檢測到，或者也因其技術難度較高，被認為是在春秋晚期甚至是戰國時期才開始出現。

目前，冶金史研究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東周時期青銅器焊接技術的材料，這樣一些觀點體現了目前國內學術界的基本認識：“中國古代有軟釬焊和硬釬焊兩種，前者約發明于春秋，后者約發明于戰國”，“春秋戰國之際焊接技術才得以廣泛的應用”，而“有商一代，及至西周中期”皆無焊接。

圖二　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獸面紋青銅卣

1.獸面紋卣 2.焊接的長梁 A.溢出的焊料 B.長梁與器壁之間的焊料

國外學者則注意到一些更早時期的銅焊焊接技術例證。20世紀60年代，蓋屯斯（R. J. Gettens）在對弗利爾美術館（Freer Art Gallery）所藏中國青銅器進行的鑄造工藝研究中，曾經觀察到有6件青銅器運用了銅焊（Hard Solder）技術。其中年代相對較早的有兩件。一件是殷墟文化晚期的獸面紋觥（39.53），連接器鋬與器體的焊接實施在鋬與腹壁交接處。另一件是西周早期的獸面紋卣（30.26），其焊接結構外觀頗為清晰；該卣由上腹向四個側面伸出四個長梁，X光檢測表明，長梁的端部包壓在卣體凸出的榫頭上，長梁與卣體的結合部可見一周窄直而規整的金屬焊料疊壓在前二者之上，同時在長梁靠近卣體的一側，可見注焊孔溢出的焊料（圖二）。就結構與技術過程而言，長梁與卣體這樣的連接方式是頗為典型的榫式焊接。蓋屯斯也觀察到三件年代在兩周之際前后的青銅器使用銅焊技術，分別是西周中晚期獸面紋壺的雙獸首耳與器體的連接、兩周之際瓦紋簋雙耳與器體的連接、春秋早期龍紋匜流口與器體的連接。上述銅焊例證中兩件青銅器即獸面紋卣（30.26）和瓦紋簋（24.11）的焊料經過檢測，均為銅基的鉛錫青銅（附表），成分與各自器體的大體接近。

有意思的是，蓋屯斯在稍早的一篇討論連接技術的論文中說：“我們還沒有在哪一件容器上發現任何使用鉛錫焊接的證據”。實際上，在弗利爾美術館收藏有幾件春秋戰國之際的青銅壺、鑒，按照現在對這一時期鑄造工藝的理解，這些器物耳部都應該是采用鉛錫焊接到器體的。顯然，受到當時認識基礎的局限，蓋屯斯忽略了春秋中晚期后常見的低溫焊接技術。海外收藏的青銅器多為晚商至西周早期中國青銅時代高峰時期的作品，而東周時期的青銅器略少。直到近年，東周青銅器的焊接技術才為少數學者所認識，如蘇珊娜·哈格羅夫（SuzanneHargrove）通過CT掃描對圣路易斯美術館所藏波曲紋簋焊接結構的研究（見圖一）。

二、焊接技術的形成

蓋屯斯所觀察到的前述晚商或西周早期諸例銅焊技術，都是通過焊料以熱處理手段將不同的鑄件連接到一起，確已具備焊接技術的基本特征。這說明在中國的青銅時代，焊接技術的使用可早至晚商及西周早期，而銅焊技術的使用應當早于以鉛錫為焊料的焊技術。如果我們整合學者們的研究，根據近年來新的考古材料，是大體可以梳理出商周青銅器焊接技術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脈絡的。

和鑄接技術一樣，焊接技術的起源大約也和補鑄相關。蓋屯斯觀察到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殷墟文化晚期的獸面紋銅方斝（35.12），斝柱和柱帽分別鑄造，然后以青銅澆注在柱與帽的結合部形成邊緣參差不齊的青銅薄層，并同時包裹柱與帽，實現了兩個鑄件的連接。齊思（Tom Chase）在原收藏于紐約州水牛城奧爾布賴特-諾克斯（Albright-Konx）美術館的一件獸面紋青銅方斝上，也觀察到斝柱和帽與弗利爾美術館所藏青銅方斝相同的處理方式。這些連接方式都是對兩個鑄件進行第三次熱處理，第三次澆注的銅液疊壓在被連接的兩個鑄件上，屬于焊接概念范疇。但對于當時的鑄工而言，這樣的技術環節需要對被連接的兩個鑄件進行預熱，并在其上設范，然后再行鑄造，工序雖經過設計，但過程與補鑄無異。筆者也曾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庫房觀察到鄭州商城出土的一件二里岡文化晚期銅爵，其一足中部有類似的包裹鑄造現象，也應該就是為連接折斷的爵足所做的修補。許杰列舉了廣漢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銅樹、人像多有采取這樣包裹式焊接技術的實例，也是通過鑄造方式對兩個部件進行連接。三星堆銅樹、人像雖是中原文化系統之外的產物，所采取的連接方式技術理念則是類似的。

西周早期，類似弗利爾美術館獸面紋銅卣長梁那樣的榫式焊接方式已經比較多見。隨州羊子山M4出土有4件裝飾豪華的神面紋青銅器，這些器物的頸部或肩部各伸出一對長頸的獸首，在獸首與器體結合部均可見溢出的金屬，也就是說后者同時疊壓在器體與獸首上，獸首一側還可見注焊孔。這種現象以神面紋尊（圖三，1）獸首與器壁的結合情況為例可作說明。商周之際青銅器部件的連接中，如果是分鑄鑄接，主體與附件多呈包接狀態，結合十分嚴密。羊子山M4這件神面紋銅尊的器壁與獸首之間卻有約0.1厘米的間隙，其間夾有不規整狀態的材料；在獸首之側接近器壁處，可見有0.3厘米×0.4厘米的頗為規整的長方形凹坑，其內亦見與間隙中相同的材料（圖三，2）。雖尚未檢測，但可以推測這些材料應為焊料，獸首是與器壁上凸起的榫頭套接后澆注焊料連接，獸首上規整的凹坑應是預留作注焊孔之用。西周早期形制類似的獸首在一些浮雕性較強的青銅器上頗為多見，這些獸首也多具有相同的連接技術特征。在鄰近羊子山的隨州葉家山M27、M28出土形制類似的4件獸面紋銅罍，罍肩部獸首形制及與器體的連接特征都與羊子山所出者相同。在西周文化中心區域，寶雞石鼓山M3出土的青銅器戶方彝口下的四壁各伸出一個獸首，形制及連接特征也與上述羊子山、葉家山所出者相同。除了這些獸首之外，寶雞紙坊頭M1∶9乳丁紋四耳銅簋的簋耳也有類似的焊料與注焊孔，情況與西周晚期之后榫式焊接的簋耳類似。榫式焊接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殷墟文化第二期的花園莊東地M54出土的獸面紋大銅盂上，器下腹一對橫耳與器腹結合處各疊壓有一周金屬。與上述諸例略有不同的是，該盂的耳側未見其他焊接例證那樣的注焊孔。

圖三　隨州羊子山M4出土神面紋青銅尊

1.神面紋尊 2.尊頸部的獸首 A.獸首與器壁之間的焊料 B.獸首上的方形

注焊孔及焊料

西周早期也有較多鉚式焊接的例證。這一時期多見帶活動箅格的銅甗，箅格是通過內壁伸出的掛鉤連接。因為掛鉤難以與器體渾鑄，需要先鑄掛鉤，再鑄接或者焊接到甗體。這其中焊接連接方式大體是這樣的過程：將鑄好的掛鉤置于箅格處的鬲體與甑體之交，平面上對應于雙耳之間的那只甗足，此處的甗壁預留有孔洞，焊接時焊料透過器壁預留的孔隙，將器壁和掛鉤包裹在一起。焊接后器內壁的焊料疊壓在掛鉤與器壁之上，在甗腰處的外壁則可見焊料堆起的乳突。寶雞國墓地出土的5件西周早期圓體銅甗，其掛鉤均采用了上述焊接的處理方式（圖四，2）。這類焊接的技術過程及結構，無論觀察實物還是透視檢測都可清晰獲知，上海博物館所藏青銅器父癸甗腰部乳突上還殘存澆注的澆口（圖四，1），說明澆注焊料是在甗體外壁進行。泉屋博古館所藏獸面紋青銅甗在CT掃描成像下，清楚地顯示了焊料透過器壁包裹掛鉤的情況（圖四，3），這些焊接方式屬于鉚式焊接是比較明確的。西周早期銅甗形制接近，多為甑鬲聯體并設箅格，因此在甗腰處外壁可見乳突者，掛鉤應即是以類似的鉚式焊接方式制作。

圖四　青銅甗上的鉚式焊接現象

1.上海博物館所藏父癸甗 2.掛鉤焊接結構示意 3.泉屋博古館所藏獸面紋甗 A.掛鉤 B.焊料 C.箅格 D.甗壁

西周中期青銅器的兩例焊接情況較為特別。長安張家坡墓地M163出土兩件鄧仲犧尊，犧尊頸上、胸前、臀后的器壁上附著有三個龍、虎形附飾，附飾足根部與犧尊器體連接（圖五），報告注意到“結合處有溢出銅液形成的斑塊”，這說明銅焊同時疊壓在器體與附飾上。類似情況也見于平頂山應國墓地M85出土的銅盉，該盉器體與流、鋬的連接方式在報告中有清晰的描述，“首先，將鏈鈕、管狀流、鋬形耳另行鑄好，……其次，在器身鑄好后，把流嵌到預留的器壁空洞內，再用銅澆注焊接牢固；其三，在鋬形耳與器身相接處刻鑿出一橫向槽或凹坑，然后把鋬耳一端置于溝槽或凹坑處，澆注銅液使鋬耳與器身鑄為一體”。和張家坡M163所出銅犧尊附飾一樣，應國墓地M85銅盉的流、鋬焊接特征明確，但這兩類銅器的器體應該都未設榫頭，應國銅盉器體“鑿出橫向槽或凹坑”，采取的是近似鉚式焊接的方式。

圖五　鄧仲犧尊附飾的連接情況

1.鄧仲犧尊 2.附飾與器壁的連接情況

無論是榫式還是鉚式焊接，上述諸例在技術操作上都需要在鑄造之前的制范環節就進行多項規劃與設計，這其中包括在器體預留榫頭或孔洞、在獸首等附件上預留注焊孔等。另一方面，前述榫式和鉚式兩種焊接技術的處理方式各為一致，自成系統。這些既說明了當時的焊接技術已經比較定型和成熟，又展示了在商末周初作為青銅時代鼎盛時期技術發展的高度。甗掛鉤在器體內連接箅格，獸首等伸出器體外壁較多，這兩類附件都是因為難以渾鑄而終以焊接的方式處理，因此殷墟文化末期出現的焊接技術，應是鑄造技術為滿足實用和裝飾等需求的結果，客觀上是將焊接作為渾鑄技術的補充，這也是青銅時代早期鑄造技術發展的一個突出趨向。

經檢測，采用鉚式焊接的國墓地BZM13∶26銅甗的焊料，金屬成分是與甗體略有不同的三元合金（見附表），雖然目前這一時期其他焊料的檢測數據不多，但由于焊易于氧化和侵蝕，根據甗掛鉤的焊料部分與周邊的器壁色澤一致，可基本判斷焊料均為青銅。再聯系到前述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獸面紋銅卣焊接長梁的焊料也是青銅，可推測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焊接多采用銅焊技術，焊接在當時仍然是作為普通青銅鑄造活動的一個環節來看待。

西周晚期焊接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多見。西周晚期開始，青銅器中簋、壺與盤的雙耳、匜與盉的單鋬，裝飾性愈來愈強，這種傾向在一些高等級青銅器中尤其明顯。裝飾性增強的表現是耳、鋬等附件頂端獸首的浮雕性更強，從而使附件與器體的渾鑄難以完成，各自分鑄再連接到器體成為越來越常見的做法，除了后鑄鑄接之外，焊接也因此成為越來越多的技術選擇。和西周早期一樣，器耳這樣凸出于器體的附件仍然較多地采取榫式焊接的方式，如宰獸簋、簋等。這些簋耳的焊接現象，都有一周焊料疊壓在器耳與器體的結合處，在近器體的耳側或可見注焊孔。焊料對于器耳與器體連接的方式，在巴納（Noel Barnard）對舊金山亞洲藝術館所藏青銅器梁其壺的壺耳銅焊研究中有細致的圖解。上述幾件銅簋及壺焊接的雙耳在位置上都是在合范范縫之間，這主要是便于鑄造器體時預留榫頭，其原理與后鑄鑄接器耳相同。這樣的技術原理在青銅器逨盤上也有體現，盤的雙附耳為渾鑄，而附耳之間的另外兩個獸首耳不在合范的位置，獸首耳處可見焊料，該耳系焊接到器體。從這些榫式焊接的技術特征看，西周晚期與此前相比，焊接方式并無根本性的變化。鉚式焊接在西周晚期青銅器上也有少量應用，三年壺雙耳在器壁外所見的情況與榫式焊接相似（圖六,1、2），但焊料透過器壁在內壁形成凸塊（圖六，3），屬于典型的鉚式焊接。楊家村出土的一對單五父方壺，獸首耳的焊接方式與三年壺完全相同。相對于榫式焊接，這些鉚式焊接在西周晚期較為少見。西周晚期，焊接技術在處理復雜裝飾的器耳、鋬時已經成為較常用的連接手段，而無論榫式還是鉚式焊接，其處理方式、使用焊料的情況似乎都與西周早期近似，這一時期的焊接，對鑄工而言似乎仍然只是與鑄接類似的技術方式。

圖六　三年壺及其耳部的連接情況

1.三年壺 2.耳部與器壁的連接情況 3.焊料透過器壁在內壁形成的凸塊

兩周之際或春秋早期，焊接技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并常見于諸侯國青銅器。因為壺類銅器社會等級較高，耳部裝飾復雜，采用焊接技術連接最為多見。前述北方如虢國墓地、延慶山戎文化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南方如春秋早期曾國青銅器，壺類器多使用焊接技術連接雙耳。傳世的陳侯壺雙耳采用榫式焊接方式（圖七），焊接結構以及注料方式仍然一如西周早期，其焊料與器體色澤一致，應該還是使用銅基焊料。不過，使用鉛錫為基體的低溫焊接，大概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前述虢國、山戎青銅器的焊接均使用鉛錫焊料。可以認為，從這一時期開始，焊接開始從理念上作為不同于鑄接的技術方式，并對其后青銅器的生產與技術發展形成重要影響。

圖七 　陳侯壺及其耳部的連接情況

1.陳侯壺 2.耳部與器壁的連接情況

三、焊接技術的發展及意義

如前所述，使用低溫焊料的焊接技術在春秋中晚期已經被十分廣泛地應用在青銅禮器的鑄造中。在新鄭春秋中期祭祀坑出土青銅器中，經過鑄造工藝觀察的16件簋、6件壺、2件鑒和2件豆，全部使用了焊接技術。淅川和尚嶺戰國早中期楚墓出土的45件青銅器中，有21件采用了焊接技術。戰國時期楚系青銅器中簋的數量較多，如淅川和尚嶺M10出土4件方座簋，雙耳均為焊接。焊接技術普及之下，簋、壺這些傳統器類的雙耳幾乎都為焊接，春秋晚期及其后，除了炊器附件如鼎足與鼎耳因耐高溫需要、器鈕因承力需要之外，器體的附件幾乎一概為焊接。這意味著，春秋中期之前鑄接為主、焊接為輔的連接技術，已轉變為焊接絕對優先。至戰國中期，焊接技術繼續推廣，原來渾鑄的器體也被拆解為不同的部分制作，而后通過焊接連接。戰國中晚期楚系青銅器中豆、方座簋等圈足器，圈足部分都是分鑄，而后再與腹部以上的器體部分焊接為一體。

焊接技術的發展還促使青銅禮器在裝飾風格上發生很大的轉變。隨州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尊的鑄造，“是由34部件通過56處鑄焊連接成一體”。這34個部件都是器體之外的附飾，如一件爬獸的尾、舌也是先分鑄再焊接。而該器的尊體則只使用了兩塊外范，器體的生產簡化，附件的鑄造更為復雜，是春秋中期之后青銅禮器裝飾技術發展的新動向。

從歷時性的角度觀察，西周早期之后鑄造技術的發展趨勢，是分鑄技術越來越普遍，而焊接技術在理念上一直是作為分鑄連接的功用，和鑄接技術一樣來處理難以渾鑄的部件。從春秋中期延續至戰國晚期，焊接技術取代鑄接并在青銅禮器生產中高密度流行，成為春秋中期青銅禮器生產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表征。由于可將器物主體與耳、足以及附飾等附件分別鑄造，而后將其焊接組裝，這樣生產工序增多，而每道工序的難度降低。焊接技術得以使作坊生產進一步分工成為可能，生產效率與規模也得以提高和擴大。因此焊接技術在東周時期大行其道，既是楚、晉等地域青銅文化興盛的反映，又是春秋中期前后社會生產變革大背景的體現。焊接連接技術加強了器表外在的裝飾，提高了器體成形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青銅禮器的生產卻越來越流于形式，青銅禮器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

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以塊范法鑄造、作為禮器生產并加以裝飾等特點，迥異于世界其他諸早期文明的青銅器。但在東、西方青銅器幾乎完全不同的技術系統中，焊接技術都曾分別被長時間采用。從古埃及到羅馬的早期西方文明，青銅器無論鍛制還是失蠟法生產，形制稍復雜的器皿往往先被鍛制或鑄造成不同部件，然后再通過鉚接等機械性的方式連接，如處理器耳或鏡把都是將其鉚接到器體。在古埃及，焊接的情況極少，最早的例證是公元前3千紀中葉第四王朝使用銀焊連接鍛制器具。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銅焊、焊都有所應用。也是在公元前3千紀中葉，歐貝德（Ubaid）一件器物基座上的浮雕枝丫使用了焊，而著名的烏爾（Ur）王室墓地出土的一件銅碗上的銀鋬是采取錫焊連接的，烏爾早王朝（Early Dynasty）晚期熔點偏低的銅焊技術也有較多的應用。晚至希臘、羅馬時期，鉚接等機械連接方式占主導的同時，銅焊在雕塑等復雜形制的鑄件中應用較多。總體而言，西方古代青銅器的焊接是功能性的，但始終不是主體的技術手段。相較于西方文明，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焊接技術完全是獨立起源與發展，焊接一般僅應用于青銅禮器，而未被實際功能性器具所應用，焊接多是處理器體與凸出的附件如耳、足或鋬等的連接，因此連接結構較為簡單，所連接的鑄件往往都只有兩個。但是，焊接技術在中國青銅時代最后階段，卻逐步成為青銅禮器生產中最為重要的技術手段，并對社會禮制產生重要影響，這是值得我們充分重視的。